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美国著名史学家欧内斯特·R.梅
欧内斯特R. 梅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多个学术领域都贡献了开创性的成果，包括美国对外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冷战史、历史与决策等，而美国对外关系史与外交决策研究是其倾一生之力的专业领域。他打破了现实主义学派依赖美国政府单一档案的桎梏，强调多边档案和多元研究视角的重要性。欧内斯特R. 梅重视从美国国内因素来探求其外交行为的动因，主张将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公众舆论特别是舆论领袖的作用受到他的关注。他提倡历史研究为现实决策服务，通过历史案例, 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对外政策制定紧密结合起来。欧内斯特R. 梅及其学术研究不仅推动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外交史从现实主义向国际主义的转向，而且对应用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外交史是美国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研究在美国史学研究中一直处于显著地位，美国外交史著作拥有众多的读者, 而外交史学家在大学讲坛上备受尊崇。虽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兴起和盛行，外交史一度退居史学研究的边缘，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外交史研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2009年美国《外交史》执行主编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托马斯·赛乐曾撰文总结了美国外交史的研究现状，称“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已处于创新时代”。[①]在诸多的美国外交史学者中，哈佛大学的欧内斯特R. 梅（Ernest R.May）[②]被公认为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本文旨在对这位著名学者的学术生涯、社会活动作一概述，并试图对其主要的史学成就及其影响作出评估。[③]
欧内斯特R. 梅生于1928年，故于2009年，享年81岁。他早年就读于加州大学，并于1951年获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学位。自1954年执教哈佛大学后，梅的职业生涯的全部时间都是在哈佛校园度过的，1959年晋升为副教授，1963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成为查尔斯·沃伦美国史讲座教授。欧内斯特R. 梅在多个学术领域都贡献了开创性的成果，包括美国对外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冷战史、历史与决策等，而美国对外关系史与外交决策研究是其倾一生之力的专业领域。梅一生著作颇丰，共出版14部学术著作，并获得了多项学术荣誉，彰显了美国学界对其学术研究的肯定与褒扬。[④]1959年，欧内斯特R. 梅的开山之作《世界大战和美国的孤立，1914—1917》被美国历史学会评为年度最佳著作并荣获度乔治·路易斯·比尔奖，该奖项是1895年以来美国历史学会授予欧洲国际史著作的最高奖。1987年，欧内斯特R. 梅和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教授合作以《适时思考：历史对决策者的作用》一书获得了格劳梅耶基金会首次颁发的“改善世界秩序思想奖”。2002年，欧内斯特R.梅因其在历史学领域的卓越成就而获得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杰出学术贡献奖。2007年，他以89岁高龄与泽里科合作编辑出版了其学术生涯的收官之作《与独裁者打交道: 美国外交与情报分析的困境, 1945-1990年）》。在梅去世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贝尔福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设立了欧内斯特R. 梅奖学金来缅怀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通常而言，一位史学家之所以被世人铭记 ,一方面是他为社会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精品佳作,另一方面则是他的史学思想和实践对史学事业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或发挥了作用。欧内斯特R.梅的成就不仅仅局限于学术上,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他先后在哈佛大学本科学院、文理学院、政治学系、历史系担任公共职务。作为一位成长于大萧条和二战，亲历冷战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R. 梅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他以学者身份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博士毕业之初，他曾加入美国海军后备队服役，并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亚瑟·雷德福提供咨询。这种以学者身份为高层决策者提供咨询的工作经历贯穿了梅的职业生涯，他先后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国防部、美国国会各委员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以及国家人文基金会、史密森学会等多个官方、半官方机构的顾问。
1969-1971年，欧内斯特R. 梅担任哈佛大学本科院长期间，美国的诸多高校处于动荡时期，在他的带领下，哈佛本科学院对本科教育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检查，成功地渡过了这一艰难岁月。在哈佛大学执教的半个世纪中， 梅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人才，杰克·斯奈德、入江昭等人都受到过他的引导和启发。梅的著作被知识分子、中小学生、大学生、政治家广泛阅读，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1997年他与菲利浦·泽里科合编的《肯尼迪录音带：透视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白宫》出版后，不仅受到史学界的关注，而且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0年好莱坞以此著作为蓝本拍摄了电影“Thirteen Days”，中文译为《惊爆十三天》。2002-2004年，欧内斯特R.梅被美国政府聘为“9.11”委员会资深顾问，根据梅自己的回忆，他之所以被委以重任，在于有两个相对优势，其一在于他长期的历史研究经历，其二则在于他没有党派偏见。[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埃尔伍德称赞说，欧内斯特R.梅在肯尼迪学院和整个大学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也是一名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教书育人，教导大家如何用历史作出更有效的决策。
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和一代领军人物， 欧内斯特R.梅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经历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沉浮兴衰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色，以下我们结合梅的学术作品，梳理其主要的学术贡献。
首先，欧内斯特R.梅继承了注重官方档案研究的兰克史学传统，但同时大力提倡使用多国档案和非官方材料，是美国外交史学界较早具有国际史取向的学者。作为一个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美国外交史自20世纪20 年代出现到冷战初期一直是现实主义研究方法主导。现实主义相信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角色, 民族国家应是外交史研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乔治·凯南和汉斯·摩根索把美国外交史与刚刚兴起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相结合,以政治学中的权力、利益等概念为核心对美国外交史进行了研究。[⑥]但是，随着美国在二战后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越来越广，现实主义学派以美国为中心的狭隘研究视角开始面临学界的批评和挑战。而欧内斯特R.梅则是先行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修正派对现实主义提出批评之前，他就率先采用多国档案，关注美国外交决策的国际背景，注重从他者的视角来解读美国的外交政策。除英语之外，梅掌握德语、西班牙语、俄语等多门语言，这为他展开多边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世界大战和美国的孤立，1914—1917》一书集中体现了欧内斯特R.梅采用多国档案和多边研究视角的治史方法。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除美国档案之外，综合运用了二战结束后盟军在德国新发现的德国档案材料和英国档案材料，将美国史和欧洲史、外交史和政治史结合起来，侧重分析了公众舆论、国内政治活动、威尔逊的外交决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在梅看来，自1914年以来，由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美国史和欧洲史、政治史和外交史不能被孤立地研究。这就意味着对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外交决策不能脱离对英、德等国家政策的考量。梅着重分析了欧洲国家领导人及其决策过程，重新解读了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因后果。通过比较威尔逊的决策和英、德领导人的决策，梅提出，美国参加一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欧内斯特R.梅的观点推翻了以往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即威尔逊是一个道德主义的、有缺陷的总统，是他个人的决定将美国引向战争。[⑦]
欧内斯特R.梅不仅身体力行采用多边研究视角，还发表著作和文章大力呼吁并近一步推动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史取向。1971年，他发表文章指出“外交史领域当前最突出的趋势就是它‘活力枯竭’……传统外交史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狭隘……其他各领域的历史学者早已不满足于将官方文件作为主要资料来源，普遍认为即便是对政治问题的研究官方档案的作用也很有限；而外交史运用资料的范围和方式一如旧制，仍像兰克那样全然依赖政府外交文件。”[⑧]梅对如何采用国际主义方法研究美国外交史提出了自己的五点建议：1.学者应进一步争取美国和国外政府的支持, 开展官方历史的多边研究；2. 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 加强对日益增多的政府组织以及与之相关的档案的研究；3.运用抽样统计分析技术, 研究涉及价值观( Value) 、目的( Goals)、意象(Images ) 等特殊课题；4.进行真正的个案研究；5.学者从事国际史的研究、教学和写作时, 应从广阔视野中审视美国，不能让两大洋和两大陆的边界遮蔽史学家的目光。[⑨]
除了重视运用多边官方文献、及时利用新开放的官方文献充实研究之外，梅也非常看重各种非官方材料的学术价值。在梅看来，关键决策者的日记、个人传记、回忆录、书信等资料是反应决策者思想的重要材料。在探讨美西战争起源问题的《帝国主义的民主：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一书中，梅将美西战争置于多国视角之下，他除了运用了丰富的欧洲多国档案史料，还使用了包括信件、报道、声明等非官方材料。梅的学生，历史学者托马斯 A. 施瓦茨在论及梅对他的影响时曾说，梅建议他“日复一日阅读我所研究的时期的报纸，报纸可能不是历史的第一草稿，但是他们确实提供了无价的方法，让研究者进入那些不知道他们的决定的后果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和所采取的行动的人的精神世界……这一费时间的工作被证明是在我写论文期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使我对于外交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了更好地了解。”[⑩]
其次，欧内斯特R.梅十分重视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方法来探求美国外交行为的国内动因。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欧内斯特R.梅开始关注美国外交的决策过程，梅发现美国的外交决策并非现实主义学派所宣称的国家行为是基于国家的目的和能力进行理性计算的结果，事实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变迁是由国内公众舆论和国内政治决定的。梅特别关注公共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并借鉴了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强调外交政策舆论领袖所发挥的作用。《帝国主义的民主：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一书中，梅从国内政治特别是公共舆论的视角来分析麦金莱总统做出战争的外交决策。他的研究远远超出了传统历史学者运用的材料，而是采用了政治家的信函、民众集会以及牧师、商人等传统舆论领导者的言论等材料。他总结说，直到1898年初，一股强大的解放古巴的公共舆论狂热席卷全国，这种公共舆论迫使传统领导集团最终做出了战争的选择。[11]《美国帝国主义：思索性随笔》一书是《帝国主义的民主：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的续篇，是梅对学术界对后者的批评和建议的回应。在书中，梅继续考察了公共舆论的结构，阐释了19世纪80年代的公共舆论与此后美国历史上的公共舆论的差异。在吸收其他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提出此时美国的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均受到欧洲扩张主义思潮与行为的严重影响。[12]大致说来，冷战早期美国学术界强调新闻界和国会对总统政策的影响，后来的修正主义学者强调总统操纵了公众舆论，但欧内斯特R.梅独辟蹊径，借助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历史上特定时期公众舆论对美国对外决策的作用。在公众舆论研究方面，梅的主要贡献在于，梅认为“公众”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继而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关心外交事务的公众和外交政策舆论领袖。基于已有的研究，梅认为关心外交事务的公众的观念并不稳定，公众舆论的变动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外交政策舆论领袖的影响。[13]
值得注意的是，欧内斯特R.梅在研究公共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基础之上，采用政治学的理论方法进一步探讨美国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20世纪60至70年代，外交决策理论开始成为美国学界关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即理性行为者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理性行为者模式把政府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能做出价值最大化选择的理性行为者，而组织过程模式则把政府决策看作是有本部门利益的多个组织确定和选择的结果，官僚政治模式则认为政府由那些具有不同利益、 持不同政策观点的组织和个人所组成, 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以影响决策，政府决策是各个集团之间的博弈。梅采用三种决策模式解读了1942年至1947年期间美国和阿根廷关系的变化，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每种分析模式都解释了部分的事实，即“每种都与我们理解的个体和组织的动机和行为的一部分相吻合；如果用特定案例来进行验证，每一种都能被证实……”[14]梅由此建议对美国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三种决策模式的综合分析。在《门罗主义的制定》一书中，梅从决策者、国际环境、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三个层次来探究门罗主义出台的真正要素。梅最终得出结论，个体和国际层次的因素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不大，而总统选举的国内政治背景发挥了重要作用。1823年是总统门罗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大选在即。美国外交决策圈内的亚当斯、卡尔·霍恩等人都有意竞选总统，而外交问题成为影响竞选总统的关键要素。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亚当斯需要让更多的选民相信他已经摆脱与狂热支持英国的联邦党的关系，因此他坚决反对与英国在拉美问题上合作，力主门罗总统单独发表宣言，门罗主义在这样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出台。
最后，从治史理念看，欧内斯特R.梅提倡历史研究为现实决策服务，通过历史案例, 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对外政策制定紧密结合起来，是“应用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在二战和冷战初期，美国外交史专家凭借其专业知识为政府出谋划策，这种将学术知识用于政策实践的经历赋予美国外交史学者以巨大的道德使命感和对本学科公共性的充分信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很多知识分子和学者进入国务院和美国外交决策层，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欧内斯特R.梅开始思考如何将历史研究与美国现实的外交决策结合起来。1973年梅出版了其应用史学的代表作《过去的教训：美国外交政策中对历史的使用及误用》。在这部著作中，梅侧重分析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初期的对外决策、1950年对朝鲜的干涉,以及美国陷入越战等四个案例，对美国决策者错误使用过去的经验教训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梅指出，“当诉诸于类比时,他们常常一把抓住所想到的第一个类比,而不是去做更为广泛的探索。他们也不会停下来对案例来进行分析,检验其适用性，甚至也不问在什么情况下这一案例可能会是误导的。他们将一种趋势看作是贯穿至今, 并常常认为未来会继续如此。他们不会停下来想一想，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趋势 ,以及为什么一种线性的预测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15]这部著作出版后，引起了史学界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关注，美国《外交事务》评价说“误读历史的政策制定者与忽略历史的人相比，误读历史的人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这是由一位美国外交史的领军人物给出的建议。”[16]
需要指出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内斯特R.梅和政治学家理查德· 诺伊施塔特教授联袂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了一门名为“历史的作用”课程, 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系统研究当前外交政策的各种抉择，试图进一步完善和总结应用史学这一新的理论和方法。1986年, 他们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合作出版了《适时思考：历史对决策者的作用》一书。作者研究了外交决策者如何根据其过去的经验和记忆进行历史类比，进而做出外交决策的一系列历史案例，详细分析了决策者误用和正确使用历史的两个典型案例：约翰逊政府与越南战争美国化、肯尼迪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并据此提出了一套让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实用方法。第一，分析当下的形势，将对事件的认知分成已知、未知和假设三部分，这有助于认清该事件引发焦虑和需要实现的目标。第二，快速检查出现或可能出现在决策者头脑中的历史案例，果断抛弃具有误导性的案例。第三，追溯当下事件的发展史，寻找引发焦虑的来源。第四，制定行动方案，并列出相应的支持和反对因素。第五，分析头脑中存在的相关偏见、了解机构的历史和偏好。在此过程中，都需要有长时段的眼光，站在历史的长河里看问题。[17]美国学者沃尔多·海因里希评价说，《适时思考：历史对决策者的作用》一书反映了作者最为重要的两个历史观念：第一，历史是解释当前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时间是一个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的连续变化的整体。政策制定者需要洞悉变化，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历史类比。[18]
进入21世纪，欧内斯特R.梅教授依然笔耕不辍。例如2000年他出版了《奇怪的胜利：希特勒征服法国》一书，对纳粹取得的惊人胜利进行了分析。他在书中指出，这种在六个星期内以闪电战的方式采取突然袭击取得的爆发性胜利，暂时掩盖了失败的必然性，法国投降一直以来被解读为法国的预定命运，然而事实上“德国的胜利不存在什么必然性”。他对法国的失败进行了多种角度的分析，认为其原因包括法国军队决策的失误、法国和英国政治家对希特勒的错误认识以及法国的时运不佳等。在《美国外交与情报分析的困境, 1945-1990年》中，梅对1960-1965年联合国对刚果的干涉、1977-1979年的美国与尼加拉瓜索莫查政权、1978-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的美国与伊朗、1983-1986年马科斯政权倒台时的美菲关系、1988-1990年的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坚持通过历史案例来研究美国外交决策所面临的问题。[19]
[①] Thomas Zeiler，“The Diplomatic History Bandwagon: A State of the Field”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95，Issue 4，March 2009, pp1053 -1073.
[③]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对欧内斯特R. 梅及其学术思想、贡献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于铁军在《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一文中将欧内斯特R. 梅作为历史案例研究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介绍，褚国飞的《架起历史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6月11日）是一篇纪念欧内斯特R. 梅教授的短文。查阅外文期刊发现对欧内斯特R. 梅及其学术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章和书评多篇，而由入江昭主编的《反思国际关系—欧内斯特R. 梅与国际事务研究》（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rnest R.Ma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Affairs，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8）是其弟子在70岁寿辰时编著的文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④] 欧内斯特R. 梅代表性的著作有：《世界大战和美国的孤立，1914—1917》（The World War and American Isolation 1914-1917, 1959）、《帝国主义的民主：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United State as a Great Power, 1961）、《美国帝国主义：思索性随笔》《American Imperialism: A Speculative Essay, Atheneum, 1967》（《过去的教训：美国外交政策中对历史的使用及误用》（Lessons”of the Past: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73）、 《门罗主义的制定》（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1975）、欧内斯特R.梅与诺伊斯塔特（Richard E. Neustadt）合著的《适时思考：历史对决策者的作用》（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 1986）、《奇怪的胜利：希特勒征服法国》（Strange Victory： Hitler’s Conquest of France，2000）、欧内斯特R.梅与菲利浦·泽里科（Philip D. Zelikow）合编《肯尼迪录音带：透视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白宫》（Kennedy tapes：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002）、《与独裁者打交道: 美国外交与情报分析的困境, 1945-1990年》）（Dealing with dictators: Dilemmas of U.S 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Analysis,1945-1990，2007)等。
[⑤] Ernest R. May, “When Government Writes History: A Memoir of the 9/11 Commission”, The New Republic, May, 2005, p.30.
[⑥] 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28页。
[⑦] Ernest R. May,The World War and American Isolation 1914-191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417-437.
[⑧] Ernest R. May,“The Decline of Diplomatic history”,George Athan Billias and Gerald N.Grob (eds.),American 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New York:The Free Press,pp399-430.
[⑨] Ernest R. May, “Writing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8, No.2, Spring 1984, pp103-113.
[⑩] Thomas A. Schwartz ,“Ernest R.May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Akira Iriye,(eds.),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rnest R. Ma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Affairs,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8,p413.
[11] Ernest R. May, 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United State as a Great Power，Harcourt Brace, imprint1991, pp147-159.
[12] Ernest R. May, American Imperialism: A Speculative Essay, Atheneum, imprint 1991,p321.
[13] Ernest R. May, American Imperialism: A Speculative Essay, pp17-43.
[14] Ernest R. May,“The Bureaucratic Politics Approach:U.S-Argentine Relations,1942-47”Akira Iriye,(eds.),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rnest R. Ma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Affairs,pp54-84.
[15]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preface,p.xi.
[16]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ck Cover.
[17] Ernest R. May ,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Free Press, 1986, pp235-240.
[18] Waldo Heinrichs, “Making History the May Way”,Akira Iriye,(eds.),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rnest R. Ma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Affairs, p381.
[19] Ernest R.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Dealing with the Dictator ,Dilemmas of U.S 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Analysis ,1945-1990,The MIT Press, 2007, pp20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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